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，北京夜色深沉。钓鱼台五号楼里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还在继续，参会者神情凝重，厅堂里唯有铅笔划过纸面的细响。
轮到广东省委陶铸发言时，他掀起衣襟，起身恳请再次作自我批评。话音未落，放下茶杯，笑着挡住：“陶铸呀，你是不是又要检讨？你检讨得已经够多了，不必再说。”会场气氛微微一松，众人不自觉地舒了口气。
这已是陶铸第三次在会上提出“还要补充检讨”。别人犹豫，他却主动亮剑，原因只有一个——广东在“”中虚报产量，导致农民断粮，而他负有首责。外人不解，他为何如此执拗；却清楚，这份执拗是陶铸身上那股“牛劲”作祟，也是几十年风雨里淬炼出的担当。
时针拨回到一九三二年。闽西山城漳州刚被红一军团攻克，二十八岁的陶铸奉命前来求援。“我们要枪，你们有困难；可我们没枪，又怎给闽东撑腰？”他站在作战地图前，语气里带着不满。解释枪械不足，他仍坚持要两个连的装备。周围人都觉他唐突，却眯着眼拍拍桌子：“是头牛，有冲劲，留着有用。”
这股劲头，后来撑过无数险境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陶铸在沔阳、应城一带办三期干部训练班，几十支枪、几十号人，硬是闯出鄂中游击根据地。日军飞机投弹，他握着望远镜判断炮火落点；军合围，他提着驳壳枪在堑壕里指挥突围。短短一年，队伍扩编到两千余人。蒋介石气得直跺脚，却奈何不了这支“打不烂、拖不垮的小分队”。
建国前夕的广西更是险恶。奉“宽大为怀”政策，一些伪军放下枪又上山为匪，十五万余人结伙劫掠。电令：“半年内肃清。”陶铸只带一个班警卫从武汉赶赴南宁，进山、访寨、连夜商讨剿匪方案。先打硬仗，再辅以政策攻心；不到六个月，广西匪患基本肃清。任务完成那天，他的行李还没补全，只得背着行军毯赶往下一站——广东。
广东的难处在粮食。昔日华南鱼米之乡，解放前却连年靠外省接济。陶铸明白，吃饭问题若解决不了，工业指标就是空中楼阁。于是，他把干部一半按县域打散下乡，自己也穿着草鞋奔走田间。不到两年，他的足迹踏遍一百零五个市县，留下的只有一口乡音：“多下地，才能心里有数。”
风向在一九五八年急转。全国竞报“万斤亩”；广东实事求是，数字明显靠后。各地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，指标层层加码。陶铸顶了几回，终究抵不住压力，也签下了“翻几番”的文件。随之而来的密植、浮夸，让两年后粮食大幅减产。饥荒出现时，他几乎夜不能寐。
一九六○年冬，陶铸亲赴东莞。刚下田便弯腰拿起锄头，招呼社员：“一起试试亩产万斤的底儿。”泥土翻开，瘦弱禾苗摇摇欲坠。饭点儿，他刻意同社员挤在简易饭棚里，看到一大盆稀粥中米粒稀少，脸色顿时变了。一个老农低声说：“书记，我们真没粮食了。”这句实话像锤子，砸得他心口生疼。
返程途中，他起草长篇报告，连夜拍专电至中南局，又直呈中央，详细列出广东粮食严重减产、农民断炊、统计失真等十三条问题，并建议立即停止“冲高产”，恢复多种经营。周恩来当天批示：“印发各地参阅。”自此，“讲真话”在各省陆续展开。
也正因这份报告，陶铸在一九六二年扩大会上第一个站起来自我批评。他认账、不推诿，条分缕析。肯定其态度，同时提醒：“过犹不及，差不多行了。”这句“够了，已经够多了”，既是宽慰，也是一种期许。
会后，广东摘掉了“高指标”的紧箍咒，调整种植结构，实行包产到队，推广深耕和良种。到一九六五年，全省粮食总产突破两百亿斤，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多，还能每年向兄弟省份调出十亿斤大米。曾经外出谋生的闽粤客，终于能在家门口填饱肚子。
从漳州前线索枪，到钓鱼台连番检讨，陶铸的脾气始终如一，倔强却不蛮横，敢作也敢当。六十年来，档案里那句评语仍被屡屡引用：“党内需要这样一头牛。”它写在纸上，也刻在一段波澜壮阔的年代里。